"酸霧"、數據造假、重開發輕保護之后 | 汾渭平原：晚點的藍天保衛戰
《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中，汾渭平原首次與京津冀等地一起成為大氣污染防治的主戰場，這里PM2.5濃度全國第二高，二氧化硫濃度最高。
汾渭平原大氣污染突出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措施的努力帶來的污染物削減，并不能抵消產業發展、能源增長和城市化推進帶來的污染物增量。
陜西人王彤一直認為，只有用渭河平原種的麥子磨成面，再搭配上渭河的水，才能做出口感筋道爽滑的面食。
黃河最大的兩個支流——渭河和汾河沖擊成了兩大平原，土壤肥沃，人口密集，地處要塞，“占關中者得天下”。
華夏文明的繁盛地，如今卻被陰霾籠罩。后“大氣十條”時代，《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于2018年6月底印發，汾渭平原首次與京津冀等地一起成為主戰場。
“汾渭平原僅次于京津冀區域，是我國PM2.5濃度第二高的區域，同時它又是二氧化硫濃度最高的區域。"2018年6月20日，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指出。
2018年8月下旬開始，大氣污染強化督查的“國家隊”將進駐汾渭平原上的三省十一市，包括十三朝古都西安、九朝古都洛陽等。
自查、約談、問責……眼下，這片歷史上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區域正上演著不同于以往的一番景象，打響了有些晚點的藍天保衛戰。
“大氣十條”中的漏網之魚
很多去西安旅游的人總感覺空氣中“土土的”，用王彤的話說，“揚塵污染包圍著咸陽和西安”。因此，這次把汾渭平原列入主戰場，他并不意外。
重污染下的西安視覺中國|圖
王彤任職于咸陽市環保系統，這兩天正忙著落實省里檢查出的問題——幾家工廠沒安粉塵處置設施，燃煤鍋爐沒拆改，被責令限期整改。
“上上下下都緊張起來了”。王彤感覺這次被檢查與以往不同。一個月前，陜西省環保廳啟動“關中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專項督查”，從全省抽調兩百多人，包括5個廳級領導干部，發現問題后毫不留情，媒體曝光、移送司法機關。
這是8月底督查“國家隊”入場前地方最后的準備。南方周末記者根據關中督查的反饋結果發現，問題主要集中于燃煤鍋爐未改造、露天堆放和揚塵、無環評審批手續，大多是“散亂污”企業。
晉陜兩省幾乎同時對治霾不力的城市開展集中約談。陜西關中5市中，西安、寶雞、咸陽三市PM2.5年均濃度、優良天數兩項指標都未完成，渭南是沒完成優良天數。山西4個被約談的城市中，有3個屬于汾渭平原，分別是臨汾、呂梁和運城。
約談的副市長們紛紛表態，渭南市市委常委、副市長羅書葵當場提出，市委市政府馬上召開專題會議，“努力做到老問題不反彈，新問題不出現。”
“這些問題屬于初級階段，還停留在北京的兩三年前，要在北京早就罰透了。”北京一位環境執法一線的監察人員評價。
類似的市長約談的表態在幾年前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城市中也早已出現。
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曾用2017年PM2.5年均濃度給每個省制圖，在陜西、山西和河南的地圖上，顏色最暗(代表濃度最高)的是臨汾、咸陽，其次是西安、渭南、運城，寶雞等，這些汾渭平原上的城市，大多是在大氣污染攻堅戰中曾被忽視的暗角。
它們之中，距離北京最近的是山西晉中，直線距離400公里，3.5小時高鐵可達，但這些城市并未跟上京津冀的治污步伐。 .
2017年2月15日，重污染下的西安。視覺中國|圖
2013年發布的“大氣十條”，京津冀是重點區域。2017年初，在區域大氣污染傳輸特征的研究基礎上，將位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上的“2+26”城市作為區域大氣污染防治的重點，在原有的京津冀基礎上入了晉魯豫三省一部分城市，形成“2+26”城市的防治格局。
"2+26城市絕大多數位于太行山以東，太行山以西只包含了山西幾個城市。”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規劃部副主任雷宇說。
汾渭平原的11個城市并不在"2+26”城市之列。多位專家分析，這主要是因為以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污染物濃度高企，汾渭平原城市的大氣污染問題并不凸顯。
當京津冀經過一輪輪強化督查，在“大氣十條”考核排行榜中位列優秀或良好時，及格線上的汾渭平原就相對突出了。2018年7月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為大氣污染防治法執法檢查特別加開的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點名批評汾渭平原近年來PM2.5濃度不降反升。
2017年1月的“酸霧”事件是公眾對于汾渭平原污染關注的起始點，山西臨汾PM2.5、PM10濃度雙雙爆表，二氧化硫濃度也一度超過1300微克/立方米。
"2015年以來，汾渭平原空氣質量連續兩年持續惡化，目前污染程度已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相當，這一態勢引起了國家層面對汾渭平原的重視。”雷宇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二氧化硫和煤炭
藍天保衛戰以PM2.5為主，但二氧化硫，這個多地早已達標的污染物依然擺在了汾渭平原主政者的案頭。
“酸霧”事件后，不少公眾提出"臨汾二氧化硫比PM2.5更需要預警”，奔赴臨汾的環境部和山西省成立的聯合專家組也如此建議。
一個月后，2017年2月，預警就被執行到山西省全境范圍內，當二氧化硫單點小時濃度值超過800微克/立方米(單位下同)時，要及時采取強化措施，并將相關情況及時報山西省大氣辦。
有的城市如晉中又將問責標準提高至600，同年，6個縣空氣質量站二氧化硫小時濃度分別超過600，晉中市召開了兩次全市警示大會，對8名分管縣長實施誡勉問責。
二氧化硫的背后，是山西這個煤炭大省的產業底色。
環保組織空氣俠發起人趙亮在2017年年初前往晉陜豫三地調查工業企業超標排放，那時“汾渭平原”的概念并不流行，因為都圍繞著黃河，趙亮稱之為“黃三角”行動。每次從陜西寶雞的家中離開前往華北其他城市，趙亮都會路過連通陜西韓城和山西河津的黃河龍門大橋。很多次，他拍下兩地工業園徑直冒煙的煙囪，長期“追著煙囪跑”的他知道，這并不是水蒸氣。
跨過大橋，就是山西的運城市河津縣。早年間，河津市利用當地的煤炭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焦化產業，經濟高速增長，成為山西省最富裕的縣級市，被譽為“河津模式”。一位經濟學家曾對21世紀初的山西省焦化行業的急劇擴張用了3個“最”:無論產量、增速還是投資，都是歷史上最多、最快、最高。
煤化工產品種類有兩百多種，焦炭只是其中一個副產品。但焦化行業長期處于低層次生產水平，也帶來了嚴重的大氣污染。河津當地曾經流傳一種說法:“寧在(運城最貧困的)夏縣待一年，不在河津待一天。”
前往山西考察的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總結汾渭平原的問題為，“把這次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中提出的，產業、能源、運輸和用地結構性問題都占齊了”，他舉了一個例子:只有幾十萬人口的縣里有一百多個煤礦，人口居住區和產煤區并未分開，用地結構“犬牙交錯”。
2017年4月，河津作為縣級市被環保部集中約談，原因是與京津冀大多數年空氣質量總體改善相比，河津市2016年PM2.5濃度同比上年不降反升。
但在約談僅7個月后，山西省出臺的焦化產業布局意見中，仍然規劃了5個千萬噸級焦化產業集聚區，河津就是其中之一。除了運城，這份意見規劃還涉及汾渭平原城市中的晉中、呂梁和臨汾。
與晉陜兩省城市毗鄰的河南洛陽、三門峽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剛剛結束的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通報了33張罰單仍未能阻止洛陽新義煤礦違法排污的事實。
“洛陽的重工業非常多，電廠數量也不少，是個石化城市。”鄭州大學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張瑞芹說。自2017年7月起，她參與了科技部大氣污染成因與控制技術研究重點專項，對洛陽的PM2.5進行了源解析。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初步結論認為洛陽大氣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煤炭、工業和交通。
數據政績觀背后的壓力
相比二氧化硫，環保組織西安微塵環境污染防治所所長韋濤更關注汾渭平原的氨氣。“在咸陽、渭南、運城、呂梁等地都有發達的化肥工業，當排放出的氨氣遇到二氧化硫，在一定條件下會生成硫酸銨。”
硫酸銨是PM2.5的組成部分，韋濤覺得，這比單純關注二氧化硫更有意義。
在“酸霧”事件后，韋濤曾攜帶便攜式監測儀器前往臨汾測量二氧化硫濃度值。“我們檢測出的數據比官方公布要高，但是他們并不承認，認為便攜儀器有不精密的地方。”
根據政府監管信息和企業咨詢監測數據公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則從蔚藍地圖收集的數據觀察到，汾渭平原信息公開得分較低，"2017年我們評價結果，第一的溫州78分，臨汾只有23分，排倒數第一。”
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西部省份即便有一些城市已在大氣十條中接受PM2.5考核，但真正重視大氣污染，還是在中央環保督察組在各地掀起“環保風暴”后。
污染物在線監測數據是最直接的考核方式，“風暴”之下，切實的壓力讓各地為“窮盡腦汁”，黑科技頻出，西安市在2016年落成的巨大“除霾塔”就備受爭議。還有更令人喘噓的“歪腦筋”。臨汾窩案中，作案者配備了口罩、帽子、頭盔、手套等，還請人實施遠程屏蔽技術，干擾了監測數據上百次;西安造假案則用棉紗堵塞采樣器——臨汾和西安都屬于汾渭平原上。
2017年1月1日，霧霾下山西省臨汾市街頭的公交車上掛著“防止霧霾從我做起”的標語，車內的投幣口用膠帶封死，人們可以自由免費乘坐。（東方IC/圖）
繼“酸霧”引起關注后，數據造假案頻發又把汾渭平原推上了風口浪尖，也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點名批評。
“如果空氣質量的數據都在造假的話，整個的決策、管理、規劃都會出現混亂。”對于數據為導向的政績觀，馬軍評價。
造假數據掩蓋下的現實農健|圖
有說法認為，如果不治理，汾渭平原的污染可能會影響到京津冀。
支撐這種觀點的專家提出了兩種傳輸路徑。一個是污染物由太行山脈西側的臨汾等城市越過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脈，直達華北平原。蘭州大學大氣科學學院教授王式功認為，汾渭平原處于京津冀西側的上風方向，中緯度地區氣流通常是由西向東流，“太行山脈海拔低處只有一千多米”。
張瑞芹還觀察到了另一種傳輸路徑，“曾經有汾渭平原的污染物沿著太行山南面的焦作，在太行山下轉一圈，到達太行山脈東側的通道城市”。
“這只限于一些特定的氣象條件下，”雷宇分析，“但這并不是對京津冀大氣環境產生影響的主要路徑。”
治理空間比京津冀更大
中國大氣污染的治理史上，關中地區的出場時間并不晚。1974年，北大陜西漢中分校就設立了環境化學學科。陜西在全國也較早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條例，組織實施治污降霾保衛藍天五年行動計劃和年度工作方案。
在雷宇看來，汾渭平原大氣污染突出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措施的努力帶來的污染物削減，并不能抵消產業發展、能源增長和城市化推進帶來的污染物增量。
而王彤的印象中，關中平原的污染也是從西部大開發，承接東部省份重工業開始的。以咸陽為例，“以前是農業城市，工業只有一個石化、兩個電池和幾個紡織廠，屈指可數。”
西安與咸陽之間建設的西咸新區五大新城，是國家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但也曾被中央環保督察組批評“實際工作中存在重開發、輕保護”。
目前的學術期刊中，以“汾渭平原”為關鍵詞搜索，少有污染特征論文分析，經濟領域倒是曾有“黃河金三角”承接產業轉移的提法，主要指山西運城、臨汾、陜西渭南和河南三門峽。
“但是汾渭平原的治理空間比京津冀更大。”張瑞芹分析，這一空間來自末端治理管控、能源替代、產業調整等諸多方面，比如對余熱、余壓、余電的利用，“中西部發電廠很多是利用時數不足”。
“風一刮揚塵到處都是。”一位曾在5月下旬領命前往山西運城抽查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的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專家事后回憶，抽查的鋼鐵、鑄造、鐵合金企業大多沒有完備的環保設施。
站在“大氣十條”的肩膀上，三年行動計劃中汾渭平原被寄予厚望，吸納此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經驗、教訓。
2018年5月，環境部科技司、大氣司召集專家們為汾渭平原的“一市一策”建言，張瑞芹就是其中之一。她對南方周末記者坦言，因為急于填平歷史欠賬，一些地方搞“一刀切”，“說關就關，百姓反感，企業也反感。希望汾渭平原的治理能吸取教訓”。
2017年秋冬，北方一些城市“煤改氣”不到位，供暖得不到保障。三年計劃中對此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了策略，明確提出不局限于“煤改氣”—技術路線上，提出堅持從實際出發，宜電則電、宜氣則氣、宜煤則煤、宜熱則熱，各地因地制宜選擇采取多樣化清潔取暖方式。
“先改造完，確保沒有問題了，再拆老爐子，在清潔取暖沒有落實之前，不拆除原有的取暖措施。”趙英民在前述發布會時也強調，“打贏藍天保衛戰不是‘大躍進’式的一步到位。
“汾渭平原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大部分地區面臨的挑戰，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城鎮化擴張模式給生態環境帶來了較大的壓力。”雷宇說，尤其是中西部承接產業轉移，壓力更大，這也是為什么新的三年行動計劃更加強調了從根源上進行結構調整。
不久前，“大氣十條”五年成績單公布，和晉陜豫三省一樣處在及格線上的，還有安徽、江西、廣西、甘肅和寧夏。
(應受訪對象要求，王彤為化名)
（本文首發于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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